从乡村建设开启“大扶贫格局”丨凤凰网评论

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，农民要脱贫，农村要发展，整个社会要进入小康，并真正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，这更需要有开阔的视野、开放的思维以及宏大的格局。

文丨特约评论员 胡印斌

当下，扶贫进入到攻坚阶段。十九大报告指出，“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，坚持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，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，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，坚持大扶贫格局，注重扶贫同扶志、扶智相结合，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，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，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。”

2017年10月10日，全国“万企帮万村”精准扶贫行动论坛在京举行

发展的道路上，不能让一个人掉队。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、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，是民众的权利，也是执政党的庄严承诺。循此目标，还有将近3年时间，可谓时间紧、任务急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夙兴夜寐，以强烈的责任心与担当，勠力奋进，给全国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

时间越是紧迫，则越是有必要思虑周祥，谋定而后动。任何以时间为借口、以政绩为鹄的、以数据为装点的做法，都是对历史、对人民、对时代的不负责任。

中国农村、农民的贫困由来已久，乃是一个历史性难题。多年以来，我国一直致力于解决农民吃饱肚子、穿暖身子的问题。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应该说，当下的中国农村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。

特别是过去五年来，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，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，贫困发生率从10.2%下降到4%以下。中国的减贫也为国际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，被视为“中国奇迹”。

但同时也应注意到，扶贫不仅仅是诸项工作中的一项，也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数字，而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仅要避免阶段性突击、急功近利的做法，还要切实防范返贫现象的发生，要把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真正带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。

农村、农民为什么贫困？具体的原因可能十分复杂，自然资源禀赋不好、劳动者个体存在差异，以及突如其来的外力冲撞等等，均可能导致贫困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即当下绝大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村普遍处于萧条、衰落的境地，这些破败、封闭的农村，已经不足以支撑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的发展。

因此，有必要从乡村建设的层面整体设计农村的振兴，重构乡土社会的生态系统，激发广大农民的内生动力，并实现与城市、与现代工商业乃至与现代化的良性互动，使农村不再是死水一潭，而是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蓄水池与动力之源。

乡村建设首要在人才，不仅要有外边的人进入农村去扶贫，尤其要培养农村自己的人才，而人才培养的视野、路径等也要更开放、更接地气、更能从社会的永续发展来考量。这就要求，当下的教育要改变以往的“汲取”与“淘汰”模式，农家子弟不仅要走得出去，还要回得来；不仅要主动拥抱外部世界，也要重新打量身后的那片土地。

惟有形成一个良性的来去循环，则乡村建设才会有所依凭，而非只是单向的逃离村庄。现在看，很多贫困农村，基本上已经没有40岁以下的“年轻人”，这样的村庄，无论投入多少资金、设备，恐怕也很难形成一个有活力的自我建设、自我发展、自我壮大的小环境。

其次，还要接通乡村与外部世界的细密管道，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层面解决农村面临的问题。乡村不应该是孤立于这个世界之外的存在，而应该与城市通盘考量。

仅仅就乡村解决乡村问题，显然是不现实的，效果也不可能持久。在世界越来越一体化的情势下，必须考虑重构城乡关系，坚执于以往城乡的“差等”，不仅不可能解决农村贫困，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。

事实上，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，以晏阳初、梁漱溟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乡村建设的问题，并身体力行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，梁漱溟在山东邹平，均有过卓有成效的实践。他们的理论与现实努力，对于今天的扶贫攻坚，同样有着借鉴意义。

比如，晏阳初早期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，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、愚、弱、私“四大病”，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，先教识字，再实施生计、文艺、卫生和公民“四大教育”，培养知识力、生产力、强健力和团结力，以造就“新民”，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、教育、经济、自卫、卫生和礼俗“六大整体建设”，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。

梁漱溟在《乡村建设理论》中也谈到，经济建设要“从农业引发工业，更从工业推进农业；农业工业垒为推进，农业乃日进无疆。”这一思想，与当代的“工业反哺农业”异曲同工。此外，梁漱溟也特别强调民众教育的重要，他说，“此刻的中国，天然的要着重民众教育，或说社会教育。”这个社会好些了吗？一个重要的指标在于，乡村教育是不是搞好了。

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曾长期瞩目乡村建设，其刊行于1948年的《乡土重建》，寄托了他对中国农村深广的思索，曾引发广泛关注。他当初讨论的诸如“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”、“自治单位完整性的破坏”、“乡村靠不上都会”、“传统有机配合的脱栓”、“怎么会穷得没有资本的？”、“资本从哪里来”、“提高农民生活程度的道路”、“乡土还是我们复兴的基地”……等话题，至今也毫不褪色。

而这些先贤殷殷着力的逻辑起点与归宿，就是把乡村作为一个活体，与城市、与时代整体考虑，使之成为“复兴的基地”。应该说，这与当下中国正在全力推进的扶贫攻坚并不矛盾，从根本上讲，当下的扶贫应该立足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历史，构建新时代扶贫的大格局，实现城乡的统筹、均衡发展。

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，农民要脱贫，农村要发展，整个社会要进入小康，并真正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，这更需要有开阔的视野、开放的思维以及宏大的格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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